林智文

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就是今后十年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基本课题。

当时提出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老百姓最怕无法无天，现在要搞法制当然很高兴。

与此同时，国家逐步转变政府职能行使方式，减少直接和强制指令，实行宏观调控，以求实现 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恢复法制， 包括经济法制。由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乃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领域的权力控制必然牵扯到国家权力结构总体， 影响国家权力总体结构的变化这些情况也从反面说明了改革过程实质就是逐步控制权力的过程。这进一步引起了首先是法学界对于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以及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法治的思考。

由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乃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领域的权力控制必然牵扯到国家权力结构总体， 影响国家权力总体结构的变化。所以，在社会不能不需要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又总会存在着对于民众权利背离、超越和异化的特性，并因此而侵犯民众权利的情况下，为了切实维护保障普通民众权利，必须严格控制公共部门的权力。作者虽然讨论的是海峡对岸的死刑争议，但两岸同根同源，许多社会问题亦有相似之处。

废死与民意 近两年，随着微博、推特、Facebook等新媒介的出现，死刑案件与民意的关系，也变得愈加微妙。还有人喜用情境设问法，对方一谈废死议题，就问如果匪徒奸杀你女儿，你赞不赞成杀他，如果对方说不赞成，又指责对方没人性，不可理喻。可对审理死刑案件的法官而言，判断对错只是前提，有时还必须像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家那样，跳出法律本身，考量更多利弊。可是，当自己成为法官，并审理过死刑案件后，才深切体会到这位司法前辈的负重与纠结。

在内地，也有媒体或公民缺乏自律精神，基于各种目的，对事实进行恶意扭曲或篡改。支持废死者的理由一般是：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她会承认：对于一个向往正义的人，死刑多少构成一种诱惑，并被当作一种实现正义的方式。这三怕，最易导致杀错人的情况出现。最难能可贵的，则是作者务实、理性、平和的多维思辨。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

而一旦发生特别恶劣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时，一些长期呼吁废除死刑的人士也可能转变立场，转而支持死刑。进入专题： 死刑 。而她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做到下次舆论又喊杀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比如，一旦出现重大冤错案件，废死论就会短暂处于上风。

而且，由于总有预料之外的事件挑战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几大阵营的立场也经常发生变化。还有人索性采取标签战术，一旦意见不合，就给异议者贴上五毛党、带路党或者美分党的标签，然后自行宣布胜利。

事后，警方根据电讯线索，抓住此人。第二阵营要求废除所有非暴力类犯罪的死刑，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

2011年1月28日，另一相关涉案人许荣洲经由检察官讯问后，许荣洲坦承犯下空军女童性侵命案）连领导人马英九都出来谢罪。在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教条的渴望。若非真凶后来落网，某甲几乎百口莫辩彭真对代表审议中提出的这些意见十分重视。此后无论秘书处的讨论稿还是交宪法修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讨论稿，都再没有出现宪法委员会的条款，宪法监督的职权被赋予了全国人大或者它的常委会。到1982年4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并交付全民讨论中，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

他说，"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在了，小平同志还兼着常委，不能来，华国锋也不能来，由谁来组成就成问题，不好办，我们与国外的情况不同。在对第三次讨论稿的讨论中，对前述准备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有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提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可以拟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

刘松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早在宪法审议之时，在1982年12月3日的全国人大主席团会议上，彭真在强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比较适宜"的同时，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当然，随着情况的发展，是不是还可以搞一些具体的规定，那要等将来再说。"许崇德说，秘书处在1981年1月底2月初起草了《宪法草稿》，自2月20日起，又花了9天时间讨论，至2月28日，搞成一个《宪法讨论稿》。

但无法回避的是宪法监督与宪法如何有效实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采用这样的形式？这个问题，在起草过程中反复考虑过。

当年，受彭真委托，陈丕显副委员长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来的工作报告。早在1982年宪法制定之初，违宪审查或者说宪法监督制度，曾作为宪法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修宪者的视野，结果因故未能确定。11月30日上午，代表们再次讨论宪法监督问题，广东的伍觉天、杜长天，黑龙江的方大中、丛琛、韩行生、倪伟等代表建议增设监督宪法实施委员会。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并于同年还制定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进一步完善了审查制度的运作机制。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彭真著作《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一书显示，彭真在9月6日的会议上点破了其中的原因。在纪念82宪法30年之际，本刊采写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的修订过程，也回顾了那个时代中共领导人经历文革十年苦难后，对中国民主法制之路的思考和探索2012年3月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一份关于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议案引发关注。

刘松山感兴趣的是，他们对待宪法监督制度是何种态度。司法审查、设立宪法法院、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现有宪法制度框架下如何加强违宪审查等都被提出来。

相对应的是，法学界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探讨从未终止。西南政法学院刘克希等建议"设立宪法法院，监督宪法的实施"。

许崇德参与的是国家机构这一章的起草。因此他们明确建议规定保障宪法实施的具体条文"。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全面讨论人大的问题，条件还不成熟。这样的机关实际上也很难起作用。

议案提交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认为，"有必要建立包含宪法解释制度在内的多样化的宪法实施制度，通过解释宪法，保障宪法的稳定和发挥宪法的实际功效。但是，事情随后又发生了变化。

参加1982宪法制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已故教授肖蔚云在其生前出版的《宪法学》一书中回忆到，"许多同志提出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或由法院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意加强此项工作。

到了1981年8月3日的讨论稿中，突然没有了宪法委员会的规定，与此同时，该稿在列举全国人大职权时，加上了"监督宪法的实施"，将宪法监督的职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绕不过的宪法监督宪法生效后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实施和监督不到位。